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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律条中明文保护，确是功德。然则，执行起来，地方官恐仍多依‘旧俗’……”
“所以需要时间，需要引导，更需要让女子自身，以及她们的家庭，逐渐认识到财产权的重要。”林若接口，“这又与鼓励女子纺织、务工、乃至识字算账相连。当女子能创造价值、拥有财产时，律法对她们的保护，才会被真正需要和运用。”
她又举了一个例子：“再如，复仇杀人。”
提到这个词，在座几位神色都有些微妙。
槐木野本来快睡着了，但听到这话，眼珠子一下就忍不住看天——感觉陛下下一秒就要拿她当例子。
在这个时代，“父仇不共戴天”、“手刃仇雠”不仅常被民间视为孝义壮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得到士林舆论的同情乃至赞扬。儒家经典虽强调“复雠之义”，但亦有限制，然而在民间，尤其是乡野宗族之间，血亲复仇往往凌驾于国法之上。
“后世……咳，或者说，在我的理想中，杀人偿命，审判权当归于国法，私刑复仇自当严禁。”林若语气平静，“在我们直接掌控的核心州县，必须明确这一点，杀人即是犯罪，复仇不能成为免责理由，但——”
她话锋一转，露出一丝无奈：“但我亦深知，此法欲行于天下每一个村落需要多少‘游缴’（乡间治安员）、多少精通律法、不畏强豪的书吏？又需要多少钱财来支撑这套基层治理体系？在眼下，我们做不到。强行推行，要么律成空文，徒损威信；要么激起乡间宗族剧烈反弹，得不偿失。”
江临歧小心地问道：“陛下之意是……区别对待？”
“是实事求是。”林若纠正道，“在官府力量可达、教化较深之处，严禁私斗仇杀，一切争端诉诸公堂。在偏远乡野、宗族势力盘根错节之处，则可暂时……默许，甚至有限度地利用这种‘复仇规则’。若两族有世仇，皆知一旦动手，对方必会不计代价报复，反而能形成一种平衡，相互忌惮，减少无谓的摩擦和仇杀。这固然野蛮，但在官府力量薄弱时，它本身就是一个粗糙的约束机制。我们的目标，不是立刻根除它，而是通过逐步增强官府在基层的存在、推广文教、改善民生，让百姓逐渐相信‘报官’比‘报仇’更有效、更安全，让这种私力复仇的土壤慢慢消失。”
她顿了顿，总结道：“所以，此次修法，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施政的重心，不在急于扭转某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而在夯实根基，要先改——财产与文教之法。”
“明确和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无论是田宅、商铺、工坊、货物，还是女子的嫁资、个人的工酬。让百姓有恒产，有通过劳动获取并保有财富的稳定预期。财富多了，市面繁荣了，人才有正事可做，有盼头可守。一个终日忙碌于生计、经营，有家业要守护的人，和一个无所事事、穷困潦倒的人，哪个更容易铤而走险、扰乱治安？”
“推广基础的文教识字，哪怕只是认识常用字，能看懂官府的简单告示，能进行基本的记账算数。这不仅能提高民智，便于政令推行，更能开阔眼界，提供除耕种、厮杀之外的另一种可能。人一旦识了字，读了书，哪怕是浅显的劝善书、农书、匠作技艺，心性总会有些不同。更重要的是，要让说书人、戏班子、乃至走街串巷的货郎，都成为我们文教的‘宣传口’。”
林若缓缓道：“律法条文枯燥，百姓未必爱听，也未必听得懂。但将‘守法守信、勤劳致富、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的道理，编成生动有趣的故事、朗朗上口的歌谣、引人入胜的戏文，通过说书人的嘴、戏班子的表演，口口相传，其效果，可能比张贴一百张官府的布告还要好。当然，要注意引导，确保核心信息在传播中不走样、不被曲解。可以组织一些表演的队伍，在乡间巡演，也能让文人编写一些标准的‘话本’、‘唱词’，提供给这些说书唱戏的，只要录取，便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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