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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31日。
我把最后一批账对完，已经是下午四点。窗外飘着细碎的雪花，落在玻璃窗上，化成一条水线。
小马坐在我对面，鼻尖冻得发红，手里攥着一支钢笔，笔尖悬在纸上，等我报数。
“省城城郊店，十二月份营收一万零三百，净利四千一。”我说。
“记了。”
“江城六家店，十二月份总营收六千八，净利两千九。”
小马把数字写下来，然后在下面画了一条横线。他算了算，抬起头：“哥，全年净收入……”
“多少？”
“八万四千六百元。”
我从他手里接过账本，自己看了一遍。八万四千六百元。在1991年，这笔钱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国营厂工人，年收入两千元左右。八万四，相当于四十二个工人干一年的总和。
我把账本合上，牛皮纸封面发出一声脆响。
“发钱。”我说。
红包是用红纸包的，我自己裁的纸，自己叠的封。
赵强站在柜台前面，我把一个厚信封递给他：“五百。”
他愣了一下，没接：“哥，这太多了。”
“拿着。”我把信封塞进他手里，“江城六家店，你管了大半年，没出过一次差错。这钱是你该拿的。”
赵强攥着信封，喉结动了动：“哥，明年……”
“明年你继续管江城。”我说，“但得给我带个徒弟出来，把片区经理的事担起来。”
他点点头，把钱塞进棉袄内袋。
李老头的红包最厚，八百。他接过红包，捏了捏厚度，然后拆开数了一遍。数完，他把钱塞回去，对我说：“炜杰，我跟你干了快两年。”
“嗯。”
“你这人，算账算得清，对人也算得清。”他把红包揣进兜里，“明年我还跟你干。”
小马得了三百。他接过红包，脸涨得通红：“哥，我……我才跟了你不到一年……”
“你踏实。”我说，“踏实比聪明值钱。”
小马把钱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王海的一千块，我是亲自送到他手上的。他比我大十岁，之前在郑东海手下当过店长，带着整个团队过来帮我。这一千块是谢礼，也是表态——我炜杰不会亏待从敌人那边过来的人。
王海接过钱，看了很久，说了一句：“郑东海……不会坐看你做大的。”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才要你帮我盯着。”
顾明远的红包是按联营分成走的，具体数额我没在众人面前说，单独跟他谈的。他在江城的联营店经营得不错，虽然规模不大，但账目清楚，从不含糊。
最后一个红包是给苏晓棠的。
但她不在。她在江城的裁缝铺里赶一批工装的订单，说是腊月十五之前要交货。
我托赵强给她带回去的——不是红包，是一台蝴蝶牌电动缝纫机，上海产的，花了二百块。附了一张纸条：“谢谢你帮省城店做设计。这台机器比手摇的快三倍，明年会有更多店需要你。”
晚上，全家人在省城城郊的出租屋里吃年夜饭。
说是年夜饭，其实就是比平常多做了两个菜。母亲炖了一条鲤鱼，炒了一盘回锅肉，又拌了个白菜粉丝。炜婷从学校回来，带了半只板鸭，说是学校发的奖学金买的。
父亲坐在桌子旁边，右手放在桌面上。手指在抖，比夏天的时候抖得更厉害了。右手背上有一道旧伤疤，是1985年机床事故留下的。现在他退休了，机械厂效益不好，退休金拖了三个月没发，但名额总算保住了。
“爸，手怎么样？”我问。
“老样子。”他把右手收下去，放在大腿上，“天冷了，抖得厉害些。开春就好了。”
他没看我，盯着桌子上的鱼。鱼的眼睛是白的，瞪着天花板。
炜婷坐在我对面，十六岁，扎两条辫子，穿一件红色毛衣。她是重点高中的学生，这次期末考试年级前十。
“哥，”她给我夹了一块鱼肉，“我们学校有同学问起你。”
“问起我什么？”
“说你是做生意的，问卖不卖电子表。”她眨眨眼，“女生想要那种粉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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