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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三个月，沈砚之收到了蔡锷临终前写给他的信。
信是由松坡将军的副官辗转送来的，信封上沾着滇南的泥土和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的旧痕。沈砚之拆开的时候，手指在信封口上停了很久——他知道这封信意味着什么，那个在日本振臂高呼“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松坡将军，那个在川南战场上骑马冲在最前面的蔡锷，已经不在了。
信很短，字迹潦草却苍劲，看得出是病榻上强撑着写的。沈砚之逐字读下去，读到“锷负国家，负诸君，负滇中父老”时，喉头动了一下；读到“愿诸君勿以锷为念，以国家为念”时，他的目光停在纸面上，久久没有移开。最后一行字几乎难以辨认，像是耗尽了一个人最后的力气：“砚之，护国一役赖君之力甚多。君年最少，志最坚，前途亦最远。西南子弟，望君善视之。松坡绝笔。”
沈砚之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昆明的秋天，天高云淡，远处滇池的水面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碎光。这个季节的云南不冷也不热，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芦苇香。他站了很久，久到身后的勤务兵以为他睡着了，蹑手蹑脚地进来给煤油灯添油。
“小张。”他忽然开口。
“到！”
“去把程振邦请来。还有赵参谋长，李旅长，都请来。”
“是！”
小张转身要走，又被沈砚之叫住。“等一下，”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银元放在桌上，“去街上买几斤卤牛肉，再打两壶酒。要好酒，别拿那种掺了水的糊弄我。”
小张看看银元又看看沈砚之，嘴巴动了动，没敢问。他跟了沈砚之四年，知道这位长官从来不喝酒——不是不能喝，是不喝。当年在南京的庆功宴上，孙中山先生亲自敬的酒他也只是沾了沾嘴唇。今天主动要酒，要么是天大的喜事，要么是天大的事。
他没敢问，拿起银元跑了出去。
程振邦来得最快。他刚从城外军营回来，一身风尘仆仆的灰布军装还没换下，裤腿上全是骑马溅的泥点子。一进门看见桌上摆着的酒肉，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来。
“怎么了？日本人又搞什么幺蛾子了？”
“松坡将军走了。”沈砚之把信递给他。
程振邦看完信，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比沈砚之大十岁，今年已经四十一了，两鬓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几根白发。护国战争的时候他在川南被炮弹弹片削掉了一只耳朵的上半截，从那以后他就把头发剃得很短，整个人看起来反而更精神了。
“一个时代结束了。”程振邦把信放在桌上，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仰头灌下去。他是北方人，喝酒跟喝水似的，脸上没有半点反应。
“一个时代结束了。”沈砚之重复了一遍，然后坐回椅子上，十指交叉搁在桌面上，“但下一个时代还没来。松坡将军走了，护国军的番号不知道能保留多久。北京那边段祺瑞当上了国务总理，他是北洋的人，早晚要对西南动手。我们要在这之前，把该做的事做了。”
“你说。”程振邦放下杯子，坐直了身体。
“我想办一所军校。”
门被推开，赵参谋长和李旅长刚好听见最后这句话。两个人对视一眼，赵参谋长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上，坐到程振邦旁边。李旅长是个急性子，人还没坐下就问：“办军校？咱们这点家底，办得起军校？一没教官二没教材三没钱，光这三样就够呛。”
沈砚之等他坐下之后，不紧不慢地开了口。他的声音不高，但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落地有声，每一句都像是早就想好了的，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说出来。
“教官，我们自己有人。护国军里打了两年仗的老兵，从连长到旅长，每个人至少带过几十次实战。教材，我们自己写。把这两年在川南、湘西打的仗，不管打赢的还是打输的，全部复盘，编成教案。钱——”他顿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我写信给孙先生，看他能不能从海外筹一笔款。剩下的，咱们自己想办法。”
“怎么想？”赵参谋长追问。他是湖南人，说话自带一股辣椒味，“不能靠弟兄们的军饷填吧？”
“不填。军饷一分不能少。”沈砚之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西南地图前，手指从云南划到贵州，又从贵州划到广西，“咱们现在控制的地盘，滇东十二县加黔西南八个县，加起来二十个县。这些地方的赋税、盐税、厘金，以前都被地方上的土财主和旧官僚截走了。整顿财政，清理田亩，把该收的税收上来——这不是为了军校，这是为了我们自己。有了钱，才有兵。有了兵，才有资格在这乱世里活下去。”
他把手指收回来，转身面对在座的三个人。
“办军校不是花钱，是投资。我们今天在课堂上教出一个合格的连长，明天战场上他就能少死十个弟兄。十个人的命，值不值一座军校的钱？”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程振邦把第二杯酒倒满，推到沈砚之面前。
“你以前不喝酒的。”
“今天破例。”
沈砚之端起酒杯，跟程振邦碰了一下，又跟赵参谋长、李旅长分别碰了。四个人同时仰头喝干，杯底重重地磕在桌面上。
“校名叫什么？”李旅长问。
沈砚之想了想。
“叫‘西南讲武堂’。”
四个字，把整个后半生的方向定下来了。
散会之后已经是深夜。昆明的秋夜凉意很重，沈砚之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西南边疆格外明亮的星空。程振邦最后一个走，临走时回头看了他一眼。月光下沈砚之的身形显得很瘦，肩膀却依然挺得笔直，像一棵被风刮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被吹弯的冷杉。
程振邦想起四年前在山海关第一次见到沈砚之的场景。那时候沈砚之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站在三千乡勇面前，嗓音青涩但眼神坚定。他对着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和猎户说：“今天之后，山海关就是革命军的。”然后他第一个举起了枪。四年了。山海关失守了，又夺回来了，然后又失守了。他们在冀辽的冰天雪地里死里逃生，在川南的炮火里浴血奋战，又在护国战争的泥泞中爬了出来。沈砚之身上添了七道伤疤，最大的那道在左肋，是护国战争时被炮弹皮刮的，伤口有巴掌宽，差半寸就伤到脾脏。而现在的沈砚之站在这月光下，比四年前更沉默，也比四年前更沉。
“看什么呢？”沈砚之没回头。
“看你。”程振邦走回来，在他旁边站定，“四年前的你和现在的你。”
“有什么不一样？”
“四年前你只想着怎么打一场仗。现在你在想怎么打一百场仗。”程振邦顿了顿，“还有，你白了三根头发。”
沈砚之侧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没笑出来，但眼角的纹路深了一些。“振邦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辈子可能都看不到太平盛世？”
程振邦没有立刻回答。他把双手插在军大衣的口袋里，仰头看了一会儿星星。西南的星空跟北方不一样，银河挂得特别低，像是伸手就能摸到。
“想过。”他说，“年轻的时候特别怕这个，怕白干一场，怕死了什么也没留下。后来不这么想了。”
“为什么不这么想了？”
“有一次在川南，咱们的防线被北洋军撕了个口子，我带着骑兵往回堵。冲到一半马被打死了，我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跑，心想这把交代了。结果你带着步兵从我后面冲上来了，一个人扛着一挺轻机枪，站着打，打完了三梭子弹，把对面压回去了。”程振邦说到这里笑了一下，“后来我问你怕不怕，你说怕，但你更怕你爹在天上看着你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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