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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厂长的办公室里没有动静，门紧闭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保卫处的几个人站在办公楼门口，手足无措地挡着门，被前排的工人推搡着往后退了两步。
他们也不敢硬拦——哪个保卫干事敢在这时候跟几百号工人对着干？
更大的喧嚣从厂区大门那边涌来了。
轧钢厂的高音喇叭是老式的大功率扩音设备，声音能传出去好几条胡同。
钟国胜在广播里说的话，不但厂区里听得清清楚楚，厂区周围的居民区也听得一清二楚。
交道口、南锣鼓巷、鼓楼东大街——附近的居民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走出家门，汇聚到胡同口。
“是轧钢厂的喇叭吧？烈士的儿子，造孽哟！”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拄着拐杖站在胡同口，一边抹眼泪一边跟旁边的邻居念叨：“我听着那孩子的声音，才十八岁，妈没了，爹是烈士，怎么就没人管？”
粮店的老伙计把粮斗往柜台上一搁，走到门口，冲着轧钢厂的方向骂了一句：“吃绝户吃到烈士头上，丧良心！”
副食店的胖大姐红着眼眶把围裙解下来往凳子上一扔，跟旁边的售货员说：“我就知道他爸是烈士，他爸是钟大山，那年抓特务死的。可我不知道他过成这样！搬一上午白菜挣两毛钱，啃的是凉窝头。上回我见他蹲在门口啃窝头，还问了一句‘你不是烈属吗’，他没吭声。这孩子是受了多少委屈才开不了口？”
胖大姐嗓子里像堵了什么东西，声音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今天我休息一天，去轧钢厂门口守着，这孩子在我门口干了三年活，今天我得去给他撑这个场子。”
胡同里的人越聚越多，有提着菜篮子的妇女，有蹲在墙根下棋的老头，有刚放学的半大孩子。
有个穿灰布棉袄的中年人推着自行车站在人群里，皱着眉说：“三年了，街道办管什么了？派出所管什么了？没人管，孩子被逼得跑到轧钢厂厂里用喇叭喊，这都什么事！”
人流开始自发地朝轧钢厂大门的方向汇聚，大门外面是胡同，胡同里站满了人，有人挤不进去就站在墙根底下踮着脚往里看。
他们不是工人，不能进厂区，但都站在大门口不走，里三层外三层地堵在门口。
有人在朝里面喊：“一定要查！”
有人举着胳膊高喊：“不能放过一个贪官！”
“工人老大哥”这个称呼，在这个年代不是一句空话，工人的地位摆在那里，他们是国家的脊梁骨，是受人尊敬的群体。
这些围在厂门口的居民里头，有不少是工人的家属，他们听着喇叭里那个十八岁孩子的控诉，心里的第一反应不是同情，是一种更冷更沉的东西——唇亡齿寒。
今天钟大山的儿子是这个下场，明天呢？
万一自己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孩子会不会也被人这样吃干抹净？
这已经不只是同情了，是恐惧，是愤怒，是所有靠自己双手吃饭的人骨子里的同仇敌忾。
大国工匠，铁骨铮铮，在炉前和车床前为国家流汗；他们不怕牺牲，可今天却为了一个死后不体面的兄弟集体红了眼。
这不是施舍的怜悯，是滚烫的尊严——没有给烈士应有的体面，这是糟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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