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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走。但你别让他走太快。”他放下筷子，“他那台经纬仪，一年能租出去几回？撑死三五回。他不是真想靠那个赚钱，他是看到农机站能动了，自己手头也有东西闲着，心里痒。你让他写方案，他就知道这事有规矩。有规矩的事，他反而踏实。”
下午，孙德胜把他写的方案送来了。两页纸，手写的，字迹工整，列了收费标准、租赁流程、台账格式，末尾还附了一段说明：“本方案参照农机站外接业务管理办法制定，收费价格按同类仪器市场行情下浮百分之二十，账目按月报送镇财政所备案。”我看了两遍，在最后一页签了字：“可以试行。试用期三个月，到期再研究是否继续。”他说了声“行”，拿着方案走了。
之后的一周，我又收到了几份文件，其中一份是县里转来的关于基层减负的指导意见。其中有一段话我看了两遍：“严禁以‘走面’‘人情’等方式变相增加基层负担……”我合上文件，觉得那个词正从市井的缝隙里慢慢渗进正式的文本，在它尚未凝固成条文的缝隙里悄悄流动。这不是巧合。
那天傍晚，我从办公室出来，沿着镇东头的土路走了一段。路边有人在收晾晒的玉米，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连收玉米的人也看不清轮廓，只有弯腰和直起的动作反复交替。我在路口站了一会儿，看着远处王家沟方向那一段去年修了一半的水渠，在夜色中几乎看不见了。
我问自己，当镇长跟当副镇长到底有什么区别。副镇长的时候，我可以只盯着自己分管的那一摊事，该干的干完，该交的交上去。镇长不行。镇长是最后一道门，门里门外的人都看着你，看你怎么接住那些走过来的面。
当镇长的活，不是把每一件“走面”都接住，而是在接住和拒绝之间，找出一条能通到路尽头的窄道来。赵德福的渠修通了，马德厚的路立项了，孙德胜的方案签了字。这些事不是因为我给面子才成的，是因为它们本来就该成。给面子只是让它们走得更顺畅一些，而不是让它们绕过必须经过的路。
第二天早上，我把“走面”这两个字写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上，在它下面列了三行字：
——走面不是坏事，是老百姓在试探门有没有开。
——走面不是每件事都要答应，但每件事都要给一个能往下走的台阶。
——走面走到最后，不是要你把规矩破了，是要你在规矩和人情之间找到那条能走通的路。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枝条正在抽出新的叶子，那些叶子还很嫩，边缘微微卷曲，像刚学会打开的东西。远处传来农机站刨床启动的声音，平稳均匀，不急不慢。我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回抽屉里，然后站起来，走出办公室，朝着院子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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