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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是秦献公的儿子，而秦献公在魏国流亡了近三十年，亲眼目睹了李悝变法的全过程。魏国迅速的崛起一定给秦献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被秦人拥戴即位后，就思考着如何以魏国为样板，在秦国变法，只不过时机不成熟，成效不大。但这一过程最终在儿子秦孝公手中完成，献公应该是欣慰的。
与商鞅变法几乎同时，韩国也进行了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变法。他们引入一种类似今天绩效考核的机制，对官员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加以奖罚；另一方面则充分放权，让各级官员自由发挥，各显其能。这一变法调动了官员们的主观积极性，短时间也取得巨大成效。但由于没有触动行政结构，基层民众的组织性远不及秦国，韩国始终动员不起与其国力相称的力量：韩国武器精良闻名天下，但兵员总额始终难以突破十万。
远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前，楚国引入了魏国重臣吴起，大约也打算以魏国体系为模板进行变法，只可惜变法未能持续，仅仅五年就终止了。楚国经整个战国一世，都采用的是以（世袭）贵族为基础的行政体系。
秦国的商鞅变法，其实也是不彻底的。他建立了一套以县为基础，与里邑制结合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但并未触动中央管理体制。在秦国的上层，还完全谈不上什么清晰的职责划分。
在这种背景下，无意之中设立的廷尉府和尉府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秦国的两大国家职能法令和军事有了主管部门和官员。当然，当时无论是秦君驷还是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他们只将这一决定看作是为了延续变法而采取的一个临时性的措施。
在晚餐席上敲定了设立廷尉和国尉两府，他们也没有继续关注这一话题，而是将议论的重心转移到如何聘请能人延续变法上。他们认为今天主动表态支持商君之法的公子挚是一个重要的征象，表明在秦宗室中，可能还存在一批沉默的人群，对商君之法持肯定态度。他们一一分析了当时秦宗室中各支族家长，即所谓庶长们的政治态度，认为如果能争取到公子挚的支持，以及孝公夫人的公开表态，继续推行孝公之世的法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他们随后转向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魏国向秦君求婚。求婚只是一个手段，重要的是借此寻求魏国大臣支持，继续将商君之法中未能完善的部分完善起来，将商君之法中可能的缺漏弥补上。能够完成这一工作的大臣，无论是学识还是才能，都必须是上上之选，而这种人应该在魏国也是受到重视的，怎么可能将他聘到偏远、穷困的秦国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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