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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不更回答道：“有命送秦人归国，不得不往也。”
卒伯道：“吾等百人犹恐为秦人所制，大夫才五众，足见胆气。”
公孙不更道：“奉君命使于秦，秦人安得制我！”
车队穿过前面的魏人，向敷水岸边前进。魏人留在原地观察，直到他们顺利地渡过敷水，才往回撤。
大批车队出现在敷水岸边，瞭望的秦卒早就望见，一级级向上报告。秦人也派出一百人前来查看。当秦人到达时，秦使团也刚好完全渡过了敷水，过来的士卒一问，才知道是出使魏国的秦使团。而秦使团出使数月，终于回到秦国的土地，自然也欣喜万分。
与阴晋对峙的秦县为郑县，是被韩国灭掉的郑国最早的封地。早在千金买笑的周幽王时代，分封到棫林、并在周廷担任司徒的郑桓公就深感周王室风雨飘摇，决定向东迁徙。从棫林东迁不是短期能办到的，在请示周幽王同意后，郑桓公第一步将自己的家室迁移到京邑。搬迁过程中，发生了“烽火戏诸侯”，犬戎攻入丰镐的事件，郑桓公率部与入侵之敌奋战，战死在疆场。周平王东迁时，郑国出了很大的力，并趁势灭掉了一些小诸侯国，在溱、洧河畔建立了新的郑国，这一郑国又称新郑。关中的郑国因为失陷于戎人之手，后来被秦人收复，成为秦国最早设立的县。
早期的县，意义和商鞅变法后设立的县不同。县的本意是“悬”，即孤悬于外的国土。这片国土国君不方便直接管辖，就设立一个县，委派官员管理，相当于边疆自治区。商鞅变法后，统一将各地乡邑汇集成县，成为一级常设的地方行政区划，从此，秦君不再亲自管理这片国土，而是委派官员管理，在政治上形成中央-地方的垂直架构，而不再是传统的甸服（京畿）-侯服-荒服，或国-郊-野的水平架构。从后世的视角来看，商鞅的这一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只不过当时这一意义还不是很明显。
由于商鞅变法，郑县从一个边疆区转变为一级地方区划，这种改变对于当时当地的人来说，基本无感，但事实上，整个政治运行的底层逻辑被重置了，说秦国就是因此而崛起，也并不为过。
从敷水到郑县还有一天路程，而现在天色已经不早，秦使团就在最近的城邑中住下。
在那个年代，筑城并不像后世那样，是一种国家行为，不仅国君有利筑城，大夫的封邑，甚至一般的邑里也都可以筑城，只要能承担得起筑城的费用。能筑城的邑里，邑中一般有富裕的大户，有较多的人口，而且通常能组织起武装。这种乡邑级别的武装，在当时比较普遍，通常也能和当地的统治力量维持较好的关系，在征发兵员时，这些半正式的武装基本可以直接上战场；除非他们公开与统治集团对抗，一般都会相安无事。像郑县这样几乎处于战时状态的地方，民间自发修筑的城邑不少；在一些要害地方，民间修筑的城池和官方修建的堡垒相互呼应。秦使团留驻的这个城邑，身后数里就是秦军亭障。
秦军将秦使团安排好，就自己回去了。在乡邑里居住不同于驿站，大家不是聚集在一起，而是各家各户分配几个人、一乘车。郑县的贫困程度不亚于阴晋，秦使团入住的家庭中，几乎拿不出什么吃的，秦使团只能动用自己的储备，只用所住家中的灶，做了一顿晚餐。
这些人的家中，不是女人就是小孩，几乎找不到男人。问一问，就是男人都被抽调从军了。郑县不是什么大县，位于前线，对兵力的需求极大，几乎能打仗的男子都从了军，田也无人耕种，收成很差。邑中少数的男人还都被集中在城中，提防着敌人偷袭。
傧相了解了情况后，立即提醒使团成员，夜里还是要安排值勤，这里没有强大的守备力量，万一出了什么意外，这些邑民是指望不上的。和在驿站时一样，随从们被安排十人一组，每个时辰轮流值班。和在驿站不同的是，这些人不是守在驿站内，而是由庶长指定了哨位，要在乡邑周围巡哨，重点当然是敷水方向。
这些事都是秦人在忙活，公孙不更和其他魏人则乐得清闲。
公孙不更分配的家庭中，主事的却是一名老人，带着媳妇和孙子、孙女。公孙不更和秦人一样，拿出分配给自己的粟米，借用老人的灶和鬲煮了一顿粥。他看着两个小孩眼巴巴的样子，就各分了一口粥给他们喝。这让老人十分感动，主动与公孙不更攀谈起来。公孙不更问起老人的年龄，老人答道：“年六十矣！”
公孙不更道：“年过甲子，亦幸矣！”当时，各国通行的免除服役的年龄大都是六十岁，这意味着几乎没有成年男子可以免役，因为当时的人几乎很少能活到那个年龄；而这位老人竟然能活到免役的年龄，十分不易。
老人道：“幸生于郑。若为他县，骸骨已填沟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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