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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地单独来说到范仲淹。
范仲淹如今的历史地位和声誉并不是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有的，而是在他作古多年以后才积累而成的。也正如我们之前所言，如果不是他后来在西北戍边以及出任辅政大臣主持庆历新政，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不过只是又一个敢于直言的鲁宗道或孔道辅而已。
特别请各位注意，范仲淹此时此刻是个什么形象？眼下的事实就是范仲淹在此时以及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为当朝的君王和权贵们所不喜乃至是憎恶——是的，这里面也包括了皇帝赵祯。
原因何在？因为这时候的范仲淹在权贵们的眼里远不是什么仁德宽厚之人，而是一个处处较真的人，是一个动辄就挥舞礼法大旗对他人进行口诛笔伐的人，是如厉鬼一般地存在的人。宽厚——这一点正是之前的范仲淹所极度缺乏的人格特质，而赵祯之所以对他的印象由好变坏则是因为范仲淹犯了让所有君王都不能容忍的大忌——结党，而且他还是“党魁”。
诚然，所谓的君子党并不是范仲淹主动去拉伙的，他也没有想过要做什么精神导师和党魁，可他身边的那些年轻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在之前所发起的针对朝廷顶级权贵的批判浪潮让“结党”这种罪名变成了不可辩驳的事实。在范仲淹被贬之后，这些人再又群起而为他在赵祯面前犯颜抗辩更是让“结党”成了板上钉钉的事。
倘若赵祯这时候真的任用被那些年轻士大夫所敬仰的范仲淹出任宰辅大臣，那后果将会是什么？后果就是这些人将紧密地团结在范仲淹同志的周围，而不是他皇帝赵祯同志的周围。在这之后便是他们激情澎湃地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大宋权力机构和政治体系进行一番重新的打磨和构建，这岂能是身为皇帝的赵祯所乐于见到的局面？
此外，这时候的范仲淹尽管正在经历个人修行和心灵上的蜕变，他正在进化为“圣人”，可他的这种进化和蜕变并不为任何外人所知，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这时候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像极了几百年后的那个让所有官僚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大明第一正臣海瑞，他是一个时刻都挥舞着道德和君子这两面大旗怼天怼地的主儿。关键的问题在于，范仲淹本人也真的是让人挑不出什么道德层面上的毛病，他几乎就是道德的化身，试问这样的人谁敢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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