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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棣是认定了摩尼教实为“邪教”的。
仅杭州的副教徒便有十万之众，一成之多了，可见其的扩展速度之快。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方十三之流举旗号令，定是从者如云。
苏轼非食古不化的迂腐之人，自能觉察其中利害关节，虽然无足够证据指证摩尼教之祸，但也可趁机整治一番。
不过，此事可适当延后，当务之急是灾后重建事宜。
此次涝灾损失惨重，农作物受损率逾七成，头季稻已错过播种栽培，得上奏状减免赋收，且得着手调粮以免粮价上扬。
这还是后续手尾，当前之重是灾民的处置事宜。
去岁甫知杭州，便遇瘟病横行，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十分清醒，他知道，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经过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能创办一家政府医院，情况或许会较好掌控。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两千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基金，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可是还有缺口。他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一说，夫人认为人命关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她应大力支持，于是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他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五十两黄金交了上去。
在他们夫妇的带动下，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众筹，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于是，苏轼招聘了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坊。
医院建起后，苏轼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社区救治病人，同时免费发放食品、药品。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另外，在众安桥和江岸，苏轼又各开一药局救治百姓，叫“惠民药局”。
他还对那些无良的庸医、药商进行大力整治。对于那些趁着疫情奇货可居，哄抬药价，不顾百姓生死，大发瘟疫财的不法商人。必须焚烧结局，交出非法所得，并且捐款，才能得到药方，否则只能等死。
算是前事之功，“安乐坊”及“惠民药局”在这时可派大用场，日后亦当发扬壮大。
另一桩事就较麻烦，那便是灾民安置。此次涝灾共毁本州城乡店铺、民舍三千余所，百姓流离失所者逾万。如何安顿无家可归的灾民，关系民生大计，其中更存在祸乱隐患。
此事犹如一枚刺扎在心口，令苏轼寝食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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