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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的户籍制度在保大年间（943-957）达到完善，据《江南野史》记载，昇元年间“籍其民凡六十万三千户”，至保大十年（952年）增至“六十五万五千户”，二十年间户口增长约8.6%。但随着后期与后周的战争，“淮南之民，流离道路，户籍复乱”，其制度成效终因战事中断。
（二）吴越：水利户籍与区域治理的融合
吴越国钱镠（852-932）政权的户籍重建极具地域特色，将水利建设与户籍管理紧密结合：
1. 圩田开发与人口安置：在太湖流域大规模修筑圩田，“置都水营使，主管水利，募民耕种”，凡参与筑圩的民户可获得土地使用权，由官府登记为“圩户”，免除三年赋税。
2. “营田户籍”的军事化管理：将屯田民户编为“营田都”，每都设都头，兼具军事戍卫与户籍管理职能，“春则耕作，秋则屯戍，籍其丁壮，以备征役”。这种半军事化的户籍组织，既保障了农业生产，又强化了对边地人口的控制。
3. 商税户籍的创新：杭州作为通商口岸，设立“商税院”登记商贾户籍，按交易额征收“过税”与“住税”，《吴越备史》记载：“杭城商贾，皆有版籍，岁入商税逾百万缗”，商税户籍的出现反映了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
吴越的户籍制度因钱氏政权的长期稳定（893-978）而得以持续，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时，“籍其民凡五十五万二百户”，人口密度居十国之首。但其局限在于过度依赖水利工程，“圩田失修则户籍散亡”，如北宋至和年间太湖圩田崩溃后，原吴越户籍体系亦随之瓦解。
（三）后蜀：“抚谕流散”与柔性户籍政策
后蜀孟知祥（874-934）入蜀后，针对唐末以来的流民问题，推行以安抚为主的户籍政策：
1. 招抚流民与复业奖励：颁布《劝农诏》，允许流民“自占荒田，五年不征租税”，官府为其登记“复业户”户籍，提供种子与耕牛。广政四年（941年），“诸州流民归业者十万余户”，占当时后蜀总户数的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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