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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东边的山脊上像是有人用炭笔慢慢画了一条红线，红线越来越宽，越来越亮，渐渐地就有了形状，有了温度，有了让人想多看两眼的那种颜色。营地里忙了一整夜，没有人睡。人们把该带的东西捆了又捆，该丢的东西丢了又捡，捡了又丢，像一群要搬家的蚂蚁，忙得团团转，忙得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忙得什么都想带上，最后什么都带不上。
王飞收拾了一个帆布包。包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条旧毛巾，一把剃须刀，两件换洗的衬衣，一包烟，一个打火机，一张照片。照片是晨光的，去年过年的时候丽媚寄来的，晨光穿着红色的棉袄，胖乎乎的，像一团火，像一团被谁揉圆了揉软了的火，不会烧人，只会暖人。照片的边角被摸毛了，摸得发白，像一张被河水冲刷了很久的纸，但上面的那张脸还是清清楚楚的，那双眼睛还是亮亮地瞪着的，那张嘴还是咧着笑的，笑得没心没肺的，笑得像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受过伤。
他把照片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像在拍一个孩子的头，像在说：别急，爸爸回来了。
老赵从炊事班那边过来了。他背着一个行军锅，那口锅跟了他十几年，锅底烧穿了三个洞，补了三个疤，疤上又烧黑了，黑得发亮，亮得像涂了一层漆。他还挎着一个帆布袋子，袋子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走起来叮叮当当的，像收破烂的。
“老赵，你那袋子里装的什么？”王飞问。
老赵拍了拍袋子，脸上的皱纹挤出一个笑来。“调料。花椒、八角、桂皮、香叶。回去开饭馆用得着。”
王飞看了一眼那口锅。“锅也得带回去？”
“这锅比我家里的锅都好使，”老赵说，“养了十几年了，养出感情了，养出油性了，换了新的反而不顺手。”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平常得像在说今天吃什么饭，像在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像在说一件最普通不过的事情。但王飞听出了别的东西。他听出了一口锅是怎么养出感情的，就像一个人是怎么跟另一个人生出感情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一顿饭一顿饭吃出来的，是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熬出来的，是一滴汗一滴汗浇出来的，是拿命换的。
队伍在上午九点多的时候出发了。
卡车不多，大部分人要走路。那些能动的车都塞满了伤病员，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半躺半坐，姿势很不舒服，但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被颠簸的路面晃得东倒西歪，有的人疼得脸都白了，但没有人叫出来。他们咬着嘴唇，咬着牙，咬着那些到了嘴边又咽回去的声音，像咬着一段一段没有说出口的话。
王飞没有上车。他把位置让给了一个腿上缠满绷带的小战士。那个小战士看起来顶多十八九岁，脸上的皮肤还嫩得很，嫩得胡子都没长出来，但眼睛里的东西已经很老很老了，老得不像这个年纪该有的，像两条很深很深的水沟，流过太多的水了，冲过太多的泥沙了，已经冲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只剩下一层薄薄的、亮亮的东西，像冰，像玻璃，像一碰就会碎掉的什么东西。
“谢谢排长，”小战士说。
王飞拍了拍他的肩膀。肩膀很窄，很硬，像一块石头，像一块被风干了很久的木头，摸上去硌手，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
车队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慢慢爬行。灰尘很大，大到前面的车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大到后面的人看不清前面人的脸，大到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会移动的土包。有人咳嗽，有人用毛巾捂住嘴，有人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张着嘴，让灰尘灌进去，让那些细碎的、干燥的、带着硝烟味和泥土味的粉末填满口腔，填满鼻腔，填满身体里那些空荡荡的地方。
没有人说话。
不是不想说，是说不了。一张嘴就是一口土，一张嘴声音就被发动机的轰鸣声吞掉了，被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嚼碎了，被风刮跑了，刮到路边的沟里去了，刮到那片没有边际的甘蔗地里去了，刮到那些绿得发黑的叶片之间去了，像一群被放走的鸟，一下子就散得没了踪影。
王飞走在车队后面。他旁边是老赵，老赵旁边是小周，小周旁边是那个从没说过几句话的通信员，姓什么来着？王飞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他想不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不是记性不好了，是有些事情他不想记了，是有些事情他记了太多次了，记到后来记不清了，分不清了，像一张被复印了太多次的纸，原来的字迹模糊了，新的字迹叠上去了，叠了一层又一层，叠到最后什么都看不清了，只剩下一团一团的墨迹，一摊一摊的影子，一片一片的灰。
走到中午的时候，路边有一条河。
河不宽，水很清，清得能看见河底的石头。那些石头被水冲得很光滑，圆滚滚的，像一个个被水揉圆了的面团，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被阳光照着，被水流抚着，安安静静的，安安静静地做了一百年一千年的石头。
队伍停下来休息。
丽媚从后面赶上来了。她走得很慢，走得很吃力，脚上磨出了泡，每走一步都皱一下眉头，但她一直在走，从早上出发到现在，她没停过一步，没喊过一声累，没让任何人扶过她。她走到王飞旁边，靠着路边的一棵大树坐下来，把鞋脱了，用河水洗脚。水很凉，凉得她哆嗦了一下，但她没有缩回去，反而把脚伸得更深了，让那股凉意从脚底钻上来，钻到小腿里，钻到膝盖里，钻到骨头缝里，把那些积累了一个晚上的疲劳冲走，把那些堆积了太久的酸痛带走，把那具消瘦的、疲惫的、但还在坚持的身体从脚尖开始一点一点地唤醒。
王飞在她旁边坐下来，掏出烟，点了一根。他没有问她累不累。他知道她累。他问了她会说没事。她说了没事他会心疼。他心疼了会说一些没用的话。那些没用的话除了让她更难受之外什么用都没有。所以他什么都不说，就那么抽烟，就那么坐在她旁边，就那么看着那条清得不像话的河，看着那些光滑的、圆滚滚的、一动不动地躺在河底的石头。
“王飞，”丽媚忽然开口了。
“嗯。”
“我们走了多远了？”
王飞看了看路。路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被谁随手丢在地上的绳子，看不见头，也看不见尾，只能看见眼前这一截，这一截灰扑扑的、坑坑洼洼的、被无数双脚踩过无数遍的土路。
“大概二十里吧。”
“还有多远？”
王飞想了想。他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活着的人不知道，死了的人更不可能知道。地图上的距离是可以算出来的，直线距离，公路里程，一个数字，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像一个答案，像一道数学题的答案。但那只是地图上的距离。真正的距离不是地图上那根红线能标出来的。真正的距离是翻过的那座山、越过的那条沟、蹚过的那条河，是脚底那个磨破了又结痂、结痂了又磨破的血泡，是肩膀上那根背带勒出来的那道紫红色的印痕，是眼睛里那条走了很久很久还是看不到尽头的路。
“快了，”他说。他发现自己最近总在说这句话。不是他不想说实话，是他自己也不知道实话是什么。也许快了就是实话，也许快了是他唯一能给出的答案，也许快了是他和所有人之间最后一个约定，一个不用兑现的、不用证明的、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约定。
丽媚没再问了。她把脚从水里抽出来，用衣角擦干，重新穿上鞋。鞋子是新的，昨天刚发的，胶底的解放鞋，白色的，白得晃眼，白得跟这条灰扑扑的路格格不入，白得像一个干干净净的句号，像一个新的开始，像一个还没被写任何一个字的新本子。
她站起来，走到河边，弯下腰，捧了一捧水，喝了一口。水很凉，很甜，甜得像小时候老家院子里那口井里的水，甜得像夏天傍晚妈妈从井里打上来的那个西瓜，甜得像那些回不去的、再也回不去的、但还没有完全死掉的日子。
“走吧，”她说。
队伍继续往前走。
太阳慢慢移到头顶上，影子缩成一小团，缩在脚底下，被人踩过去，又被后面的人踩过来，踩来踩去，踩得影子都不像影子了，像一团被揉皱了的纸，像一滩被碾碎了的墨。
王飞的包越来越重了。不是东西多了，是肩膀累了。累了的时候什么都重，累了一根稻草都能压死人，累了一片树叶都能砸出泪来。但他没有停下来。他没有换肩膀。他就那么扛着，让那条背带在同一个位置勒着，勒得越来越深，勒得越来越疼，疼到最后都不觉得疼了，麻木了，那个地方变成了一块死肉，变成了一块没有知觉的、硬邦邦的、像一块木头一样的东西。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大概是他刚入伍那年，新兵连集训，半夜拉练，背着背包跑了四十里路。跑到最后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两条腿像两根木头桩子，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挪得比老太太还慢。班长在他旁边喊：王飞，你死了没有？他说没有。班长说没死就跑起来。他就跑起来了，跑得两条腿像两根面条一样软，软得随时都会断掉，但没有断，一直没有断，一直撑到了终点，撑到了天亮，撑到了班长说可以休息了可以坐下了可以躺下了可以死了的时候，他反而站住了，站得直直的，像一个桩子，像一个被钉在那里的桩子。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人的身体比人的意志要硬，硬得多。人的意志会放弃，人的身体不会，身体会一直撑下去，撑到意志都放弃了，撑到意志都死了，身体还在一寸一寸地往前挪，还在呼吸，还在心跳，还在把那点可怜的血液输送到每一个快要死掉的细胞里去。
人不是靠意志活下来的。人是靠身体活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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