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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走出营区大门的时候，哨兵拦住了他。
“排长，假条。”
王飞把手伸进左边口袋，摸到了那张叠成方块的纸。纸已经被体温焐热了，热得不像一张纸，像一块被攥了很久的、快要在手心里化掉的糖。他把假条展开，递过去。哨兵接过去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两秒，像是在确认什么事，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问一件事。
“排长，”哨兵把假条递回来，“你脸色不太好。”
王飞没接话。他把假条重新叠好，塞回口袋。
“去吧。”他说。
哨兵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立正，敬了个礼。王飞还了个礼，手放下来的时候腰又酸了一下，酸得他手指头颤了一下，像被针扎了似的。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攥住那两个铜板，铜板凉凉的，凉意从掌心往手腕上爬，细得像一根线，爬得不快，但一直在爬。
出了营门是一条土路，土路两边种着杨树，杨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地响，响得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鼓掌，鼓得不太用力，也不太着急，像是在为一个还没走到终点的人提前鼓着，鼓给风听的，鼓给树听的，鼓给自己听的。
王飞沿着土路往镇上走。他走得不快，不是不想快，是快不了。腰里的酸胀像一只手，从背后掐着他，掐得不重，但掐得准，准到每一步落下去的时候，那只手都会收紧一点，再收紧一点，紧到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从自己的身体里被一点一点地挤出去，挤出去的东西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了。
走到镇上的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镇子不大，一条街从东到西，走路用不了十分钟。街上有卖早点的摊子，油条在锅里翻着，嗞嗞地响，热气腾腾地往上冒，把摊子后面那张脸蒸得模模糊糊的，像一幅被水洇开了的画。王飞在摊子前站了一会儿，摸了摸口袋里的钱，最后没买。他不饿。不是不饿，是饿的感觉被别的东西盖住了，盖得严严实实的，像一块石头压在井盖上，井里的水还在，但出不来了。
汽车站是一栋灰扑扑的两层楼，楼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小店镇汽车站”六个字，字是红漆写的，漆掉了一大半，远远看过去像六个没写完的字。王飞走进去，售票窗口前排着七八个人，有扛着编织袋的民工，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个老头拎着两只鸡，鸡在网兜里扑棱着，羽毛飞了一地。
轮到他的时候，他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钱是皱的，被他攥了一路，皱得像一块用旧了的抹布。他把钱捋平，递进窗口。
“一张去临汾的票。”
售票员是个烫了卷发的女人，嘴里嗑着瓜子，瓜子壳从嘴角飞出来，落在桌上，落在地上，落在售票窗口那道窄窄的台沿上。她看了一眼王飞递进来的钱，又看了一眼王飞，目光在他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上停了一下。
“当兵的？”她问。
王飞点了下头。
女人把票撕下来，连同找零一起从窗口推出来。她的手很胖，手指头上全是肉，圆滚滚的，像五根并排摆在案板上的香肠。王飞把票接过来，看了一眼——小店镇到临汾，票价两块八，开车时间八点十五。
现在七点四十。
还有三十五分钟。
他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来，把背包放在脚边。背包不大，里面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和一包没拆封的大前门香烟。烟是昨晚在军人服务社买的，刘副班长陪他去的，刘副班长问他买烟干什么，他说路上抽。刘副班长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了。
候车室里人多，气味也杂，有煮鸡蛋的味道、有劣质香皂的味道、有汗味、有汽油味、有鸡屎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所有长途汽车站都有的、像是什么东西烂掉了但又不是真的烂掉了的、潮湿的、黏糊糊的、怎么都散不掉的、钻进鼻腔里就出不来的味道。
王飞把那包大前门从背包里翻出来，拆开，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摸了摸口袋，摸出一个打火机，打了几下，没打着。他又打了几下，火苗蹿起来，照得他的手白了一下，又暗下去了。他把烟点着，吸了一口，烟进了肺，呛得他咳了一声。他不常抽烟，嗓子受不了这个，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冲走，但没冲走，反而把那个东西搅起来了，搅得满胸腔都是，堵得慌。
八点十分，检票了。
王飞站起来，拎起背包，排在队伍里。前面的人挤来挤去的，有人喊着“别挤别挤”，有人喊着“我的包我的包”，一个小女孩被挤得哭了起来，哭声尖尖的，细细的，像一根针扎进棉花里，扎进去了，声音就没了，被那些成年人的声音吞掉了。
他上了车，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窗，倒数第三排。他把背包放在膝盖上，靠窗坐好。座位上的人造革破了好几个口子，黄色的海绵从口子里翻出来，像一朵朵长坏了的、开过了头的、快要烂掉的蘑菇。
八点十五，车没动。
八点二十，车还没动。
八点二十五，司机上来了，叼着一根烟，头发乱蓬蓬的，像一窝被风吹散了的草。他坐到驾驶座上，拧了拧钥匙，发动机响了一声，没着。又拧了一下，响了两声，没着。第三次的时候，发动机咳嗽了好一阵子，最后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了一下似的，猛地喘了一口气，轰地一声着了。
车动起来的时候，王飞的腰跟着颤了一下。颤得不厉害，但那种酸胀又涌上来了，涌得比之前更猛，像潮水涨到了最高的时候，漫过了堤坝，漫过了路面，漫过了他能承受的那条线。
他咬住牙，把脸转向窗外。
窗外是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平的、坦坦的、没有任何起伏的、像一面巨大的桌面一样的平原。地里的玉米已经收了，秸秆还在地里立着，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的，像一支没人检阅的、站了很久的、还在站着的、不知道还要站多久的军队。
路不平，车颠得厉害。每颠一下，王飞的腰就疼一下。不是那种尖锐的、让人忍不住叫出声来的疼，是那种钝钝的、闷闷的、像有人拿一把锤子不紧不慢地一下一下砸的疼。砸得他出汗了，汗从额头上淌下来，顺着鼻梁两边往下流，流到嘴角的时候他舔了一下，咸的，咸得发苦。
他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以后，身体的感觉反而更清楚了。他能感觉到腰里那三块钢板，冰冰凉凉的，硬邦邦的，像三把尺子，像三把刀，像三块被缝进了他的肉里、和谁都不会再分开的铁。他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没见过，但他能感觉到它们。不是用手感觉到的，是用那些疼的感觉到的，是用那些酸的感觉到的，是用那些他从废墟上站起来之后就没有再消失过的感觉到的。
车在一个不知名的路口停了。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上来的人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袋子里不知道装了什么，沉甸甸的，往地上一放，发出闷闷的一声响。下去的人是一个老太太，腿脚不利索，下车的动作慢得像放慢了的电影，一格一格地往下挪，挪到最后一格的时候，差点没站住，扶住了门框才稳住了身子。
王飞看着那个老太太，看着她下了车，看着她提着包沿着公路往前走，走得很慢，慢得像路边那些被风推着走的、不情不愿的、走一步退半步的枯叶。
他把目光收回来，落在自己的手上。
手放在膝盖上，左手叠在右手上面。左手手背上有一条疤，两三厘米长，已经不红了，白白的，亮亮的，像一条趴在皮肤上的、一动不动的、冬眠了的蚕。疤是去年留下的，不是在废墟上留下的，是在更早的时候，在障碍场上留下的。那天练低桩网，铁丝网刮了一下，刮破了，血顺着手指往下淌，淌到袖子里，把袖口染红了一小片。
他那时候没觉得疼。
或者说，那时候的疼和现在的疼不是同一种疼。那时候的疼是干净的，利索的，疼完了就好了，好了就忘了，忘了就再也不会想起来。现在的疼不是这样的。现在的疼是脏的，黏的，像一摊甩不掉的泥巴，糊在身上，洗不干净，擦不干净，甩不掉，忘不掉，走到哪带到哪，躺下也在，站着也在，醒着也在，睡着也在。
车又停了。
这次停在了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小站。站牌歪歪扭扭地立着，上面写着三个字，中间那个字被什么东西刮花了，看不清，只能看到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个“刘”，一个“庄”。王飞看着那个被刮花了的字，忽然觉得那个字就像他的处方笺上被磨掉的“休”字一样，不是不在了，是被人故意弄没了，是被人用什么东西刮掉了、蹭掉了、磨掉了、抹掉了，像什么都没写过一样。
有人从车后面走上来，在过道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在他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
王飞没转头。但他闻到了烟味，一种很冲的、很呛的、像是自己卷的旱烟的味道。那个人身上还有别的味道，有牛的味道，有草的味道，有一种在太阳底下晒了很久的、和陈旧的、和干燥的有关的味道。
“兄弟，去哪？”那个人说话了，声音沙沙的，像两块砂纸在互相磨。
“临汾。”王飞说。
“做啥去？”
王飞顿了一下。他本来想说“探亲”，但话到嘴边又变了。“找人。”
“找着了？”
王飞没回答。
那个人也没再问。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上，又摸出一个打火机，打了两次，着了。他吸了一口，烟雾在他的脸前面散开，散得很慢，像一层薄薄的纱，把他的脸遮住了大半。透过那层纱，王飞看见了他的侧脸…黑黑的，糙糙的，沟壑纵横的，像一块被雨水冲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千疮百孔的、但还硬着的、还硌手的土墙。
“找人好啊，”那个人吐了一口烟，声音从烟雾里穿过来，闷闷的，“有个人找，比没人找强。”
王飞把脸转回去，重新看向窗外。
窗外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太快了，没看清。紧接着又闪了一下，这次他看清了…是一条河，窄窄的，浅浅的，河面上泛着光，光碎碎的，碎得像一把被人从高处撒下来的碎银子，落在水面上就不动了，就漂着了，就随着水慢慢地、慢慢地往下游去了。
他看着那条河，看着河面上的光，看着光在水面上碎掉又聚拢、聚拢又碎掉，看了很久，久到他的眼睛酸了，酸得他眨了一下，眨完以后再看，河已经不见了，窗外又是一片玉米地，又是一排杨树，又是一个他不知道名字的、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来的、存在过又消失了的地方。
车过了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县城。县城比镇上大一些，街上有百货大楼，有新华书店，有照相馆，有国营饭店，还有一家电影院，电影院门口贴着一张海报，海报上的女人穿着红裙子，笑得很好看，笑得很甜，笑得像一颗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还带着露水的、咬一口就能甜到嗓子眼里的水蜜桃。
王飞多看了那张海报一眼。不是因为那个笑得好看的女人，是因为那张海报让他想起了一件事——他和丽媚没照过相。结婚的时候没照，结婚以后也没照。他们之间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张可以把时间冻住的、可以让时间停下来的、可以在想对方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的、薄薄的、方方的、像一张车票一样的东西。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板。
铜板很凉。
他忽然想，丽媚有没有他的照片？应该有的。入伍的时候照过一张，穿的是新军装，胸前别着大红花，笑得傻傻的，傻得像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什么都不用知道的、什么都还没经历过的人。那张照片寄回去过，寄给了妈，妈大概给丽媚看过，或者没有。他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结婚5年了，5年里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2年。说的话，加起来可能也不多。不多的那些话里，有一句他记得最清楚…是去年探亲的时候，丽媚说的。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灯关了，窗帘拉上了，外面的月光还是从窗帘的缝隙里钻了进来，细细的一道，落在丽媚的脸上，把她的脸照成一半亮一半暗的，像个月亮。
丽媚说：“王飞，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说：“快了。”
丽媚没说话。过了很久，久到他以为她睡着了，她忽然说了一句：“你说的快了，是几年？”
他还是没回答。
她翻了个身，背对着他。那道月光从她的脸上移到了她的后脑勺上，照着她的头发，头发黑黑的，亮亮的，像一匹刚织好的绸缎，像一湾没有风也没有浪的、安静的、深不见底的水。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不是因为腰疼，是因为那句话。那句“你说的快了，是几年”像一根针一样扎在他心上，扎得不深，但一直没拔出来，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
车又停了。
这次停的地方大一些，是个县城，名字叫洪洞。王飞认得这个地名，不是来过，是在地图上看到过。洪洞，洪洞，洪洞。他在心里默念了三遍，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记住什么。
旁边的男人下车了。下车之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拍得很重，拍得他肩膀疼了一下，但那种疼不是恶意的，是一种粗糙的、笨拙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表达出来就变形的、但确实存在的好意。
“兄弟，保重。”男人说完就拎着蛇皮袋下了车，下了车就走了，走得不快不慢，步子很大，背微微驼着，像一个被什么东西压弯了的、但还在走着的、还走得很稳的、还会继续走下去的人。
王飞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车站的出口处，心里忽然空了一下。不是那种失去了什么的空，是那种一个和你一起待了一会儿的人走了、你看着他的背影、你知道你们不会再见、你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的那句话你还记得、你会记得很久、久到你自己都忘了你还记得。
车重新上路以后，车厢里安静了很多。之前下车的人多，上车的人少，空出了一大半的座位。王飞把背包从膝盖上拿下来，放在旁边的空座上。背包歪着，靠背的弧度让它往下滑，滑到一半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就那样半歪半正地挂着，像一个靠着墙喘气的人，喘得不大声，但一直在喘。
天又暗了一些。
不是要天黑了，是云多了。秋天的云又高又薄，白得发灰，灰得发白，一片一片的，像被撕碎的棉絮，不知道是被谁撕碎的，不知道是怎么撕成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不把它撕得再碎一些、再小一些、再轻一些，轻到能被风吹走，吹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吹到一个什么都不会想起来的、什么都不用想起来的、干干净净的地方。
王飞看着那些云，忽然想起老梁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去年的秋天，也是在路上，不过不是坐车，是坐火车。他们去参加比武，坐的是闷罐车，车厢里黑黢黢的，只有门缝里透进来一线光，光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线，像一条路。老梁坐在他对面，靠着车厢壁，两只手揣在袖子里，缩着脖子，像一只缩在窝里的、不愿意出来的、出来就冷、不出来又想出来的猫。
老梁说：“王飞，你说这天上的云，它知道自己在往哪飘吗？”
王飞说：“不知道。”
老梁笑了一下，笑得没声音，只有嘴角动了动。“它也不知道。但它飘着。”
那时候他不明白老梁在说什么。现在好像明白了一点，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明白。明白了什么说不出来，没明白的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觉得老梁那句话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在水底，平时看不见，但水一搅动，它就翻上来了，翻上来就不下去了，就浮在水面上，像一艘沉了很久的、被人打捞上来的、破破烂烂的、已经不能再用了的船。
他盯着窗外的云看了很久，看到那些云的形状变了，从棉絮变成了棉花，从棉花变成了棉絮，变来变去的，变到最后什么都不是了，只是一片灰蒙蒙的、说不清形状的、和天空融在一起的、分不清哪里是云哪里是天的东西。
天快黑了。
不是一下子黑的，是一点一点黑的，像有人拿着一块橡皮在擦，先把远处的山擦掉了，再把近处的树擦掉了，再把路边的电线杆擦掉了，最后连车窗玻璃上他自己的脸也擦掉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淡淡的、像一张没照好的底片一样的轮廓。
那个轮廓看着他，他看着那个轮廓。
车进了一个站。这个站比之前停过的所有站都大，站台上有人推着小车卖东西，有茶叶蛋，有烧饼，有汽水，有香烟。王飞的胃叫了一声，叫得不响，但叫了。他想起来自己一天没吃东西了，从早上到现在，除了在候车室里抽的那根烟，什么也没进过嘴。
他站起来，腰僵了一下，像一根生了锈的铁丝被折了一下，发出咯吱一声——不是真的声音，是他自己感觉到的声音，是在骨头缝里的、在钢板和肉的接合处的、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声音。他扶着前排座位的靠背站了一会儿，等那股酸劲过去，然后慢慢挪开车门，下了车。
站台上风大，吹得他打了个哆嗦。他走到卖茶叶蛋的小车前，问了一下价钱，一毛钱一个。他买了两个，又买了一个烧饼，站在站台上吃。茶叶蛋是咸的，烧饼是硬的，嚼起来费牙，嚼得他的腮帮子酸了。但他觉得好吃，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饿。饿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好吃，就连这个放了一天的、皮已经软了的、蛋黄噎得人想咳嗽的茶叶蛋，也好吃。
他吃第二个茶叶蛋的时候，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他转过头，看见一个人。那人穿着军装，和他一样，洗得发白的军装，领口的扣子开着，露出一截被晒得黑红黑红的脖子。那人比他年轻，眼睛很大，大得有点过分了，像两个铜铃，像两只探照灯，像两颗被什么东西撑大了的、随时都可能从眼眶里掉出来的、亮得不像话的黑珠子。
“排长！”那人喊了一声。
王飞愣了一秒，然后认出来了——小周。三连二排的兵，去年刚入伍的，新兵连是他带的，下了连分到了二排，和他不在一个排，但都在一个营，训练场上天天见。
“小周？”王飞把嘴里的茶叶蛋咽下去，“你怎么在这？”
“我回家探亲。”小周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虎牙尖尖的，白白的，像两只刚长出角来的、还没长大的、还不太会用角顶人的小山羊的角。“我家在临汾，排长你不是知道吗？”
王飞想起来了。小周是临汾人，去年新兵连的时候填过表，他看过，但忘了。很多事情他都忘了，不是记性不好，是能装东西的地方太小了，装了这个就装不了那个，装了那块预制板就装不了别的。那块预制板太大了，大得占了他脑子里一大半的地方，剩下的那点地方只够装一些必须装的东西——丽媚的名字、连队的番号、起床号的声音、老梁的那三根手指头。
“你也去临汾？”小周问。
“去临汾。”
“找嫂子？”
王飞没回答。他转身往车门走，走了两步，腰又酸了一下，步子顿了一顿。只有一瞬，很短，短到一般人看不出来。但小周看出来了。当兵的人的眼睛都尖，天天在训练场上盯着别人的动作，一丁点的变形都逃不过。小周跟在他后面，没说话，但王飞知道他看出来了，因为小周的步子慢下来了，慢到和他一样快，慢到和他的步点踩在了一起，踩得齐齐的，像一个在给他量步子的人。
上了车，小周把自己的东西搬过来，坐到王飞旁边。他的东西不多，一个军用背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塞了多少东西，撑得背包带子绷得紧紧的，像一根拉满了的弓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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