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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到了一把铁锹，站在沟边一铲一铲地挖土，土很干硬，一锹下去只能铲起薄薄一层。
他没有偷懒，一下接一下地挖，腰弯得久了就直起来歇几口气，然后继续弯腰挖下一锹。
他的身后，那道浅沟正在一点一点地向远处延伸，像一根正在缓慢生长的深色线条，在傍晚的田野上越拉越长。旁边有个年轻人问他：“老伯，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来干活？”
赵老栓说：“不干活，地就没了。地没了，明年吃什么？”
年轻人没有再说话，低头继续挖沟。
火堆烧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时，沟底堆积的蝗虫尸体已经厚厚一层，有的还在焦黑的余烬里微微动着。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的气味，像是把整片田野的灰烬和虫壳一同翻进了即将到来的秋光里。
那些依然活着的蝗虫绕着火堆飞行，在晨光中投下细碎的影子，像一整片正在缓慢盘旋的暗色碎屑，还没找到新的落点。
赵老栓家里的存粮快要见底了。他蹲在灶房门口，把粮袋里最后几捧杂粮面倒进盆里，盆底薄薄一层，不够做一顿饭。
他把盆放在灶台上，在门槛上坐下来，望着院子里那棵枣树。
枣树的叶子几乎全没了，被蝗虫啃得干干净净，枝头垂着几串干瘪的枣子，被日头晒得发皱，像缩小的干果。
他伸手摘了一颗放进嘴里，尝了一下，干硬，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味，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他又摘了一颗，递给屋里的老伴。老伴接过来咬了半口，说：“这枣子还能吃。”
她坐在门槛上，把剩下的半颗也吃了，用围裙擦了擦手，又低头去收拾灶台边的旧米袋。
她看见墙角剩下的半袋盐，用碗沿量了量，已经只剩碗底了。
隔壁的邻居家冒出一缕淡淡的炊烟，比平时细得多。
赵老栓知道，那是他们家也在省着烧火。
他站起来，把盆里的杂粮面加水搅成糊，在锅里摊了两张薄饼，端到桌上，和老伴一人一张。饼很薄，没有什么油星。
两人就着一碗咸菜汤默默吃完了那顿饭。那碗汤里的咸菜也已经泡到发白了。
赵老栓放下筷子，把碗里的最后一滴汤也喝干净，然后把碗放进水盆里泡着，在门槛上坐下来，拿出旱烟杆含在嘴里，没有点火，就那么坐着，望着远处那条正在缓慢向东移动的暗黄色云带。
京杭大运河上，十几艘运粮船正在日夜兼程向北航行。
船上的粮袋堆得满满当当，用油布盖着，缆绳系得紧紧的，船身吃水很深，在水面上缓缓移动时几乎看不到船帮。
船工们轮班撑篙、拉纤，脊背上的汗渍在秋风里干成一层盐霜，贴在衣裳上。船头挂着“赈”字旗，在南方的河道上逆流而上，沿途的码头都以最快的速度放行。
船队在运河上划出一道道细长的水痕，那些水痕在船尾缓缓扩散，像是整条运河都在用那道被持续划开的表面，替那些正在北上的粮食留出一段足够安全的通道。
第一批赈灾粮在八月中旬抵达了归德府。
粮船靠岸时，码头边已经站满了等候的百姓。人们看到船舱里被搬出一袋袋粮食时，站在岸上的人群开始出现骚动。
有些年轻人挤到前面，被差役用竹竿轻轻挡开，压着嗓子喊了一声“排好队”。人群陆续排成了几列。
赵老栓也在其中，领到了半袋杂粮面和一小包盐。他把粮袋扛在肩上时，手上的重量没有以前那么沉，但他没有说什么。
他穿过人群时被旁边的乡亲轻声问了一句“够吃多久”，他答了一句“省着吃能吃一阵”，然后继续扛着那半袋粮食往回走。
九月初，蝗群终于开始减少。
没有人知道它们去了哪里，有人说它们往东飞到了海边，被海风吹散了；
有人说它们产完卵之后自然死亡了。
也有老人蹲在村口推测说它们吃光了北方的庄稼，就往更冷的地方去了。不论哪种说法，那些在天空中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暗黄色云层终于变淡了，视野里重新出现了蓝天的颜色。
田野里偶尔还能看见几只零星的蝗虫，但已经形不成规模了。那些曾经被啃光的庄稼地里，开始冒出星星点点的绿色——是野草，不是庄稼。
那些被蝗群反复降落过的田埂，依然残留着干涸的虫粪和碎壳，像是整片土地正在用那道缓慢的返青，重新覆盖自己已经被反复剥开的表面。
赵老栓蹲在地边看了很久。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碰了碰一片刚从土里冒出来的细叶，叶片上还沾着露水。
他又看了看旁边那些依然光秃秃的玉米秆，没有说什么，把手指收了回来。
他的院子里，那棵枣树开始长出了新叶，虽然不多，但确实是新的。
老伴坐在门槛上剥着最后几颗干枣，把剥好的枣肉放在一只粗瓷碗里，指尖的动作比前些天略快了一些，像是也在用那道逐渐回暖的节奏，替整个院子做着入冬前最后的清点。
灶台上的盐罐被重新填满了，是去县城排队领回来的。罐口压着一块洗干净的布，正等着被下一次掀开。
蝗灾虽然过去了，但谁也不知道下一场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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