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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之行已近一月，这些个日夜过的可真够……充实啊。
种种变故让王棣颇觉猝不及防，暗叹自己果真不是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的料。倒也说不上有多沮丧或者气馁，有些事情需手熟，有些事情需天赋，自己的天赋在于“才情”嘛，谋略权术啥的着实生疏的紧。没关系，有时间去学习磨练。
患乱纷呈的局势已然平歇，苏太守籍社仓之由劝捐。
此时的“劝”与半月前粮价飞涨时的“劝”效果迥然不同，应和者无数。只是，杭城此回损失惨重，光营建灾民安置房的款项便是天文数字，饶是有朝廷拨款，且多方募捐，仍是有不小的缺口。
此事很伤脑筋，李格非便有些忿然：“都道咱大宋经济昌盛，税赋并不轻，天灾人祸之际不正应还之于民么……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千民。”
苏轼咳了声，道：“文叔，慎言。”
李格非微微“嗯”了声，心下却不以为然。
他适才所言后一句出自《荀子.君道》，意思是取之于民的多，用之于民的少。话中之意便是指朝廷救灾、赈灾不力，应当全力支援灾区重建事宜，而非不痛不痒的拨款万贯、度碟五十，杯水车薪，无济无事。
苏轼心知与自己仅有一半师生之谊的李格非为人脾性，真真是见不惯官场蝇营狗苟的，是个适合搞学术研究的正人君子，论起实务逊高文恭远矣，更遑论是少年妖孽王三郎。
灾区重建刻不容缓，与其和朝廷讨价还价到头来收效甚微，还不如赶紧想办法筹措款项。
苏轼一方面以杭州官府之名向豪商富户借贷，另一方面加大募捐力度。还有就是除了匠工的工钱，材料（瓦石、木梁等）款尽量先行欠着，当然也需尽快结清。如此三管齐下，款项缺口基本能够填上。
这期间，王棣又想起银行之事，似乎值得操作一番。
需要说明的是，唐玄宗开元初年出现了“柜坊”，凭证有相互约定的实物，即具体的一样东西，较多的则使用“凭贴”、“书贴”、“文券”、“券契”等，为单纸或折纸式的单笔往来的记录。
“柜坊”算是银行的雏形，是替别人保管银钱的商户。和银行要付给存款人利息不同，柜坊不仅不付息，存放者还要向柜坊缴纳租金。但柜坊的存在使得原来长安的生意人不必携带大量的铜钱，方便了远方客商的贸易活动。
但到了本朝时，柜坊中人勾结富家子弟，从事赌博、盗窃等活动，是以官府将其与赌局、诈骗、盗窃等同列为“游手奸黠”一类，常加取缔。
金融业，绝对是一本万利的行业，值得捣鼓捣鼓。
王棣并非愣头青，自然晓得其中牵涉太深，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实力不允许啊，暂时搁置，列为可行计划。
这些天，他亲身经历了许多事，心中无由的想起一句话来：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很奇怪的念头，完全不搭界的事儿，却让他联想到了一起，这思维实在够跳跃。
但毕竟是适逢其会，也在尽量出些力，不敢说拯万民于水火，终究是见不得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的惨状。既无法眼不见为净，那便能帮则帮，无愧于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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