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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梁抬起头，擦了一下嘴角，眯着眼看了他两秒钟，认出来了。“哟，王排长。寄信？”
“嗯。寄信。”
王飞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放在柜台上。老梁拿起来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又翻过来看了看寄信人那一栏，没说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邮票，蘸了糨糊，贴在信封右上角。糨糊从邮票边缘溢出来一小点，黏糊糊的，透明的，像一滴还没来得及落下来的眼泪。
“八分钱。”老梁说。
王飞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票子，拣了一张一角的递过去。老梁找了他两分钱，两个铜板，扔在柜台上，叮叮当当的，声音清脆得像在报数。王飞把铜板揣进口袋，铜板和处方笺碰到一起，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响动。铜是凉的，纸是热的。凉的铜挨着热的纸，凉的铜变得不那么凉了，热的纸变得不那么热了。它们在他的口袋里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样的温度。
“老梁，这信到临汾要多久？”
老梁想了想，伸出三根手指头。“三天？不止。五天？差不多。路上不太平，到处在修路，谁知道呢。快了三五天，慢了七八天。打仗嘛，信能到就不错了。”
打仗嘛。老梁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平得像在说馒头涨价了，平得像在说一件每天都发生、每个人都习惯、没人觉得奇怪、没人觉得应该不发生的、正常的事。
王飞看了一眼柜台上的木匣子。木匣子里躺着十几封信，有往南寄的，有往北寄的，有往东寄的，就是没有往西寄的。他的信是唯一一封往西去的，信封朝西躺着，像一个在说再见的、一个不想说再见的、一个说了再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的人。
“走了。”王飞说。
“慢走。”老梁说。
走出邮局的时候，街上的人多了一些。有赶着驴车的，驴脖子上挂着一只铃铛，叮当叮当的，声音不紧不慢，像一个有耐心的、不着急赶路的、知道路还很长所以不用着急的老人。有挑着担子卖菜的，菜上洒了水，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还带着水珠的、还在呼吸的、还活着的东西。
王飞站在邮局门口，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封信寄走之后剩下的那几张纸——请假条、处方笺、地图。三样东西。信已经不在口袋里了。信在木匣子里，木匣子在柜台上，柜台在老梁面前，老梁在邮局里，邮局在这条街上，这条街在这个镇上，这个镇子在离他的营地四里地的地方，离临汾不知道多少里的地方，离丽媚不知道多少里的地方。
信走了。他还在。
他站了很久，久到卖菜的人都走过去了，久到驴车都叮当叮当地走远了，久到邮局门口那块被踩了一百年的石阶被他站出了一小片阴影。
然后他往回走了。
在回去的路上，他又走了四十分钟。不快不慢，每一步都不大不小，像一个在量路的人，像一个在算日子的人，像一个在丈量自己和什么东西之间的距离的人。但这一次，他突然发现，他量不出来。他不知道自己离丽媚有多远，不知道是四百里还是八百里，不知道要走几天几夜，不知道要转几次车、换几次船、等几个天亮、熬几个天黑。
他只知道，丽媚在等他的信。
信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不知道到了以后丽媚还在不在。不知道丽媚收到信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去了教导队。不知道教导队的信能不能转到。什么都不知道。
他走回营门的时候，站岗的哨兵给他敬了个礼。他回礼，步子没停。营区里有人在训练，爬战术的爬战术，投弹的投弹，四百米障碍场上有人在跑。他远远地看见小周站在障碍场边上，手里拿着秒表，眼睛盯着跑道，嘴里念念有词。不是背东西，是在过障碍，是一个一个地在脑子里过，是那种把自己关在脑子里、在想象中一遍一遍地跑、在想象中一遍一遍地翻、在想象中一遍一遍地摔、在想象中一遍一遍地爬起来的练法。
小周看见他了，跑过来，气喘吁吁的，脸上全是灰，眼睛里全是光。
“排长，你今天不在？”
“请了三天假。”王飞说。
小周愣了一下，眼睛里那团火暗了一瞬，但只是一瞬，马上就重新烧起来了，烧得比刚才还旺。“排长，你放心去，你回来的时候，我肯定能跑进一分五十。”
王飞看着小周，看着那张还年轻的、还没被生活揉皱的、还不知道什么叫好不了的、还在相信一切都会更好的脸。他想起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起自己以前也相信只要够努力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想起自己以前也相信汗水能解决一切问题，想起自己以前也相信只要跑得够快就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甩在身后——包括疼痛，包括记忆，包括那块预制板。但那是以前。那是那块预制板还没压下来的时候。
他伸出手，拍了拍小周的肩膀。那只手落在小周肩上的时候，小周的肩膀抖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又像被什么东西暖了一下。
“慢一点，没关系。到了就行。”他说。
小周用力地点了点头，转身跑回了障碍场。他跑出去的时候步子很大，大得像在追什么东西，大得像在被什么东西追，大得像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大得像一个还不知道自己可能到不了的人。
王飞看着小周跑远的背影，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几张纸，摸到了那个“休”字被磨掉的最后一笔，摸到了丽媚那封信上被钢笔尖戳破的小洞——那个小洞现在不在口袋里了，那个小洞在信上，信在木匣子里，木匣子在老梁面前。但那个小洞的形状还在他的手指上，像一个印子，像一个被烙上去的、抹不掉的、永远都在的、比疼更轻但比痒更深的印记。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天。太阳在正头顶，亮得刺眼，亮得像一个问号，亮得像一个答案，亮得像一个你找了很久、以为找到了、拿到手里才发现上面什么都没写的、空白的、等着你自己往上写字的天。
他朝着营部走去。请假条在口袋里，三天的时间在等他。他不知道自己要用这三天去干什么，不知道是要去看病，还是要去临汾，还是要去教导队，还是要去一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好好想一想那个他一直不敢想的问题…
如果那块预制板现在压下来，他还能撑住吗？
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是那个撑过了去年、撑到了现在、撑到了这里的腰，还能不能再撑一次的问题。是那个好了也好不了的、疼了还要疼的、撑了还要撑的、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的、但还在撑的自己，到底还能撑多久的问题。
他没有答案。
但他知道信在路上。信在路上走，走三五天，走七八天，走不知道多少天。信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在营区里走。信和他之间隔着的那些路、那些山、那些河、那些不知道名字的村庄和城镇、那些正在打仗和正在准备打仗的人，他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不知道它们有多远。但他知道信在走。信在走，就像他在走。信在路上，就像他在路上。
他这样想的时候，步子没停。
走到营部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伸手摸了一下胸口的口袋。信已经不在那里了。信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那个口袋还是热的，热得像信刚离开时的温度，热得像还有什么东西在那里、还没走、还舍不得走、还在犹豫要不要走。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教导员在里间等他。比武的同志在办公桌上等他。
三天的时间在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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