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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周看着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把背包从肩上拿下来，放在地上，蹲下来拉开拉链，在里面翻了翻，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是用胶水粘的，粘得很结实，边角都翘起来了，像一张没贴好的邮票。
“排长，”小周把信封递过来，“这是两百块钱。你先拿着。万一嫂子不在，你先找个地方住下，别急着回去。”
王飞看着那个信封，没接。
“拿着，”小周把信封塞到王飞手里，“不是给你的，是借给你的。你回连队了还我。”
信封被塞进王飞手里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小周手指头的温度。那种温度不是烫的，不是凉的，是热的，是那种从身体里面往外冒的、冒了好久了、一直没找到出口的、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就一下子涌出来的、不顾一切的热。那种热让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他刚入伍的时候，在训练场上冻得手都僵了，老班长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给他戴上，手套里还有老班长的体温，那个温度和现在小周手指头上的温度是一样的，一样的热，一样的烫，一样的让他觉得嗓子眼发紧，发紧到说不出话。
王飞把信封攥在手里，攥得很紧。信封被他攥皱了，边角的地方被他攥出了折痕，折痕很深，深到像一条被车辙压出来的、怎么都填不平的、一直在那里的路。
“谢谢。”他说。
小周笑了一下。笑得很轻，很淡，很短暂，短暂到还没来得及看清就已经不见了。但那个笑还在，在王飞的心里，在以后很长很长的、不知道有多长的、也许永远都不会结束的时间里，那个笑都在。像一根针扎进棉花里，拔不出来了，不是不想拔，是拔不出来了，拔出来棉花就散了，散了就再也缝不起来了。
小周走了。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王飞一眼，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鼓楼的方向走了。他走路的姿势很精神，背挺得直直的，步子迈得大大的，像一个刚入伍的新兵，像一把刚开刃的刀，像一个还不知道什么叫疼、什么叫累、什么叫走不动了但还要走的、什么都不怕的、什么都还没经历过的人。
王飞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消失在街角，看着街角的那棵槐树的影子落在他消失的地方，影子被风吹动了一下，像是有人在那个地方站了一下又走了，像是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站过，像是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片被风刮过来的、又被风刮走了的、来去匆匆的、什么都不是的影子。
他转过身，穿过马路，走向毛巾厂的大门。
传达室里的灯白惨惨地亮着。窗户是开着的，窗户后面坐着一个老头，头发花白，脸上全是褶子，褶子多得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展平了还是皱的、皱得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的纸。老头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报纸举得很近，近到快要贴到鼻子上了。
王飞在窗口站了一会儿，老头才抬起头来。他看了王飞一眼，又看了一眼他身上的军装，把老花镜往下拉了拉，从眼镜框上方重新看了他一眼。
“找谁？”
“请问，毛巾厂有没有一个叫丽媚的女工？”
老头把报纸放下，摘了老花镜，在桌上的一本登记簿里翻了翻，翻了几页，又合上了。
“你说的是不是丽媚？细高个儿，长头发，说话带口音的那个？”
王飞的心跳了一下。跳得很重，重到他能感觉到那一下撞击，像有人在他胸腔里敲了一锤，敲得他的肋骨都在震。
“对。丽媚。”
老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王飞脸上停了很久。那种目光不是看的，是量的，是在量他的脸色有多差，是在量他的腰有多弯，是在量他的眼睛里有多少说不出来的、写不出来的、问不出来的、答不上来的东西。
“她不在。”
王飞的心又跳了一下。这一次跳的不是重，是空。跳空了，像一脚踩在楼梯上，楼梯不见了，脚落下去的时候没有着落，落得他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了，悬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吊在那里。
“她…”
“她前段时间就走了。”老头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打火机打了两下才打着，火苗蹿起来的时候照得他的脸黄了一下，又暗下去了。“好像是回老家了。她老家的什么地方来着……我记不太清了。她走之前来办过手续，我听她说了一句，说是家里有事，要回去。”
王飞站在窗口，手插在口袋里，攥着那两个铜板。铜板早就被他捂热了，热得不像铜板了，像两块刚从炉子里拿出来的、还发着红的、还冒着热气的、快要把他的手掌烫出泡来的铁。
“她走之前，”王飞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快要听不见了的、还在努力往这边传的、传到了就等于没传到的声音，“有没有留什么话？”
老头叼着烟想了想，想的时候烟在嘴角一翘一翘的，像一根在跳动的、活的东西。他想了很久，久到他嘴上的烟灰长了一大截，久到那截烟灰落下来，落在桌上，碎成一小撮灰，灰是白的，白得像雪，像盐，像骨灰，像什么都没烧过的、干干净净的、轻飘飘的、一吹就散了的、散了就再也找不到的灰。
“没有。”老头说。
王飞站在那里，没动。
他站了很久，久到老头又低下头去看报纸了，久到传达室里那盏白惨惨的灯闪了一下又亮了，久到马路对面的那排商店的卷帘门一扇一扇地卷上去了，像一只只睁开了的眼睛，一只接一只地睁开，睁开以后看见了一个和昨天一样的、和昨天没什么不同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天。
他转过身，往回走。
走得很慢。
慢得像一条河在冬天的时候流不动了，流不动了也要流，不是因为想流，是因为不能停。停了就冻住了，冻住了就不是河了，是一块冰，是一块硬的、冷的、什么都不能承载的、连一片叶子都漂不起来的、死掉了的冰。
他不想变成冰。
所以他走。
口袋里的铜板被他攥得发烫，烫得他的手都麻了。麻了以后的感觉很奇怪，不像是他的手了，像是别人的手，是一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不属于他的、只是暂时放在他口袋里的、随时都会被拿走的、和这个身体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的手。
毛巾厂的大门在他身后越来越远。他走了很远以后，那扇门还在他的心里，关不上，打不开，就那么半开半合地敞着，像一个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说了也说不清楚的、说不清楚也还想说的、最后还是没说的、咽回去了、咽回去以后卡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的、最后变成了一声叹息的、叹了也没人听见的、听见了也不会懂的、懂了也无能为力的、无能为力了还要叹的叹息。
他走了很久，走到腿软了，走到腰里的钢板好像又重了一些，走到每一步落地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骨头在响。响声很小，小到只有他自己听得见。但那个响声一直在，在膝盖里，在髋骨里，在腰椎里，在他身体里每一个被那场地震震过的、被那块预制板压过的、被那段黑暗埋过的、被那些灰尘覆过的、被那些钢筋水泥拧过的、被那些血肉模糊的、被那些再也长不回去的地方里。
天已经完全亮了。
亮得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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