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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亮的时候，车在一个叫甘亭的地方停了。不是车站，是路边。司机说车要加水，让大家下去活动活动。王飞站起来的时候，腰响了一声。不是他听见的，是他感觉到的。那种响动不在耳朵里，在骨头里，在钢板和骨头的接缝里，像一扇很久没开过的门忽然被人推开，门轴上的锈被碾碎了，碎成粉末，粉末落下来，落进黑暗里，看不见，但知道在那里。
小周也醒了。他醒得很快，眼睛一睁人就精神了，像是身体里装了一个开关，一按就亮，一按就灭，干干净净的，一点拖泥带水都没有。他把背包甩到肩上，跟着王飞下了车。
天还黑着，但黑得不实了，东边的天上有一线灰白，灰白里透着一丝淡红，淡得像没调匀的颜料，稀稀的，薄薄的，随时都会被风吹散的样子。路边是庄稼地，地里种着冬小麦，麦苗刚出土，矮矮的，密密的，绒绒的，像一块铺在地上的绿毯子，毯子的边上破了一个洞，洞口站着一个稻草人，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衫，头上戴着一顶草帽，帽檐耷拉着，像一个人低着头在想心事，想了一夜，想了一整天，想了一年，想到草帽都烂了，想到蓝布衫都白了，想到站在它肩膀上的那只鸟都飞走了、飞回来、又飞走了，它还在想。
王飞站在路边，把水壶拧开，喝了一口。水是隔夜的，有一种铁的味道。他把水含在嘴里含了一会儿，慢慢咽下去，咽的时候喉咙动了一下，一下一下的，像一只正在吞咽什么活物的蛇的脖子。
“排长，”小周走过来，手里拿着两个烧饼，油汪汪的，芝麻粒儿粘在上面，有些已经掉了，掉在塑料袋的底上，底上还有一层薄薄的油，油是透明的，透得像一层膜，像一层眼泪干了以后留下的印子。“吃一个。我昨晚买的，凉了，但还能吃。”
王飞接过烧饼，咬了一口。烧饼凉透了，硬得像石头，咬的时候要用很大的劲，牙齿陷进去，陷到一半就卡住了，像一辆轮子打滑的车，使不上劲，退不出来，就那么尴尬地停在半路上。他嚼了很久，腮帮子酸了，才把那一口咽下去。咽下去以后胃里翻了一下，翻得很轻，像水面上的一个泡，冒出来，破了，就没有了。
“小周，”王飞嚼着烧饼，声音含混不清的，“你家在临汾哪个地方？”
“鼓楼西街。排长你知道鼓楼不？”
“知道。”
“到了临汾你跟我走，我带你去找嫂子。”小周把烧饼掰成两半，一半叼在嘴里，一半塞回塑料袋里，动作很利索，像在连队吃饭时一样，快，准，不浪费一秒。“嫂子在什么单位上班来着？我记得你说过，好像是…”
“毛巾厂。”王飞说。
“对对对，毛巾厂。临汾毛巾厂，我知道在哪。鼓楼往南走，过了两个路口，再走一段就到了。不远。”
王飞没说话。他把剩下的烧饼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就咽了，咽得急，噎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响，像什么东西卡住了，又像什么东西通了。他用拳头捶了捶胸口，捶了三下，每一下都捶得实实在在的，捶在胸骨上，发出空空的、闷闷的声响。
车加好水，重新上路。司机按了两下喇叭，喇叭声哑哑的，像一个人的嗓子发炎了，喊不出声，还硬要喊。
上车以后，小周的话多起来了。可能是因为快到家了，可能是因为天快亮了，可能是因为旁边坐着的人是他的排长。他说他姐去年嫁人了，嫁到了侯马，姐夫是个货车司机，跑长途的，一个月回来一趟，有时候两个月。他说他妈前段时间腰疼，去县医院拍了片子，说是腰椎间盘突出，不严重，但也不能久坐。他说他爸还在种地，种了十五亩麦子，今年的收成还行，一亩地打了八百多斤，比去年多打了不到一百斤。
王飞听着。他听得很认真，认真到小周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进去了，但听完以后什么都没记住。那些话像水一样从他身上流过去了，流过去就走了，没留下痕迹，连湿的印子都没有。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以前他能记住每一个兵说的话，谁想家了，谁胃不好，谁跟对象吵架了，他都记得。现在他记不住了。不是不想记，是脑子不答应了。脑子里那块预制板太大了，压得太死了，压得别的东西都进不去了。能进去的也只有几样——丽媚的名字，老梁的那三根手指头，口袋里的那两个铜板。
天亮了。这一次亮得很快，好像天也等得不耐烦了，不想一点一点地亮，想一下子就亮透，亮得彻彻底底的，亮得让人睁不开眼。
车进了临汾。
王飞对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他来过一次，是四年前从老家坐车去部队，路过临汾，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等了一个多小时，等的是从太原开过来的那趟绿皮火车。那一个多小时里他哪儿都没去，就坐在广场的花坛边上，看人来人往，看车来车往，看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把一串串红彤彤的山楂插在稻草靶子上，稻草靶子插在自行车后座上，老头推着车走，冰糖葫芦在风里晃啊晃的，晃得像一串串红灯篓，像一颗颗还在跳动的、被串在竹签上的、不会停的、红了也不会掉下来的心脏。
车进了站。站不大，比小店镇的汽车站大一些，但大得有限。站台是水泥的，裂了好几道缝，缝里长出了草，草不高，黄黄的，蔫蔫的，像一群没吃饱饭的、站都站不稳的、还在努力站着的孩子。
王飞拎着背包下了车。脚踩在地上的时候，膝盖弯了一下，不是他要弯的，是膝盖自己弯的，像一根撑了太久的柱子，终于到了该弯的时候了。他站了一秒，等膝盖稳住，然后往前走。
小周跟在后面，走得很快，三步两步就追上了。
“排长，你等一下，我先把东西寄存了，然后我带你去毛巾厂。”
“不用。”王飞说，“我自己去。”
“你自己去？”小周歪着头看他，眼睛里有一点着急，“排长，你对临汾又不熟，你上哪找去？我带你去了我再回家，不耽误。”
王飞想了一下，点了点头。
两个人出了车站。临汾的早晨是灰蒙蒙的，不是雾，是灰尘。这座城市在一个盆地里，风进不来，灰尘出不去，灰尘就落在这里，落在树上，落在房顶上，落在人的脸上，落在一辆辆从身边开过去的、喘着粗气的、屁股后面冒着黑烟的公共汽车上。空气里有煤的味道，不是烧煤的味道，是煤本身的味道，是煤被挖出来、被运到这里、被堆在某个地方、被风吹起、被阳光晒、被人吸进去又吐出来的那种味道。这种味道又干又涩又硬，像一块被太阳晒裂了的、裂开了也不碎的、不碎就一直裂着的煤矸石。
小周走得快，王飞跟得慢。不是故意的，是真的跟不上了。他的腿不听他的话了。不是不听了，是听了但做不到。命令是从脑子里发出来的，传到腿上，腿说好，走，但走出来的样子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走路带风，步子又大又快，小周要小跑才能跟上。现在小周要放慢步子等他，放得很慢，慢到像是在散步，慢到像是在等他，慢到全世界都知道他在等他。
“排长，”小周停下来，转过身等他，“你要不要歇一下？”
“走。”
王飞咬着牙走。牙咬得很紧，紧到腮帮子鼓起来，紧到太阳穴上的血管跳出来，一跳一跳的，像一条被踩住了尾巴的、还在挣扎的、还在动的、还在活着的蚯蚓。
鼓楼到了。
临汾的鼓楼是这座城市的中心。楼很高，方方正正的，灰砖灰瓦，楼顶上的琉璃瓦在晨光里闪着暗沉沉的光，像一片被火烧过的、烧过了还没灭的、还在冒着烟的、烟是黑的、黑得发亮的光。楼底下是一个大转盘，车绕着转盘走，人从地下通道过。小周带着他穿过地下通道，通道里黑，灯坏了没人修，只有出口的地方透进来一方光，光白惨惨的，照在地上像一摊水，踩上去才发现是干的，是假的，是骗人的。
出了地下通道，是一条大街。街两边是商店，还没开门，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的，像一排闭着眼睛的、还在睡觉的、怎么叫都叫不醒的人。街上人不多，有一个扫地的老头在扫落叶，扫帚是竹子的，扫在地上沙沙沙地响，响得很有节奏，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声音不大，但一直在说，说给落叶听的，说给街道听的，说给自己听的。
“往南。”小周指了指前面。
王飞跟着他走。走了大概十分钟，小周停下来，指着马路对面的一栋灰白色的楼说：“排长，就是那里。毛巾厂。”
王飞看过去。楼不新也不旧，三层，灰白色的墙面上有一行铁皮焊的字…“临汾市毛巾厂”，字是红色的，红漆掉了大半，远远看过去像一排被什么东西咬过的、咬得参差不齐的、还在流血的伤口。厂门口有一个传达室，窗口亮着灯，灯是白色的，冷冷的，像医院里的灯。
“排长，你等一下，我帮你进去问问。”小周说着就要过马路。
王飞伸手拉住了他。拉的时候手用了力气，力气不大，但手指头扣在小周的胳膊上，扣得很紧，紧到小周愣了一下。
“我自己去。”王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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